读先生的书有两个强烈的印象，一是王先生对钱先生太“知其人”了。我想现在在世研究钱锺书先生的人，大概没有一个人的了解可以深入到王先生的程度，有这么多年非同寻常的师弟之谊。二是平实的态度与精细的研究结合在一起。王先生做古典文学研究非常精细，平时做事也很精细，钱先生就表扬过他的＂明通之识，缜密之学＂，这两点结合在一起，就形成了这本书的高度。香港城市大学的翻译及语言学系曾让我去讲过一次“钱先生的翻译观”，我只能就事论事，只有王先生因为既那么“知其人”，又那么精细，能把《林纾的翻译》和钱先生参加《毛泽东选集》翻译的时候与事者不同的翻译观联系起来，这样再看钱先生很多的言外之意就会有新的体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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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才董乃斌老師和骆玉明老师都提到先生那篇关于“皮里阳秋”的文章：文学所某位跟钱先生有过节的研究员回忆在“干校”时问钱先生为何要称为“皮里阳秋”，钱先生沉吟半天答不上来，倒是一位红学家给解了疑。作者试图用这个故事来打破钱先生博闻强识的神话，而且在不止一篇文章语带讥嘲地一再复述。我觉得王先生实在忍无可忍了才会写这样的文章。那位研究人员的先生跟钱先生有什么过节是另一回事，但他再三用这个事例来贬低钱先生的学问是既可气又可笑的。皮里阳秋这个《世说新语》《晋书》里都出现的典故现在任何一部成语词典或典故词典上都有，这样的常识钱先生都没有，太匪夷所思了。而王先生告诉我们，第一，他自己就有问了钱先生不该问的问题却被答以不知道的经历，他就知道这不该问。第二，有老干部问钱先生问题，钱先生说答不上来，你去问王水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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